《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以下简称“双高计划”），作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作为教育部、财政部部署确定的中央财政重点支持建设项目已经正式启动，“双高计划”明确，要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带动职业教育持续深化改革，强化内涵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双高计划”明确要求，到2022年，列入计划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办学水平、服务能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和培养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使职业教育成为支撑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形成一批有效支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度、标准。到2035年，一批高职学校和专业群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引领职业教育实现现代化，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度、标准体系更加成熟完善，形成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模式。
一、创新性研究不足是高职教育发展的重大掣肘
众所周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从20世纪80年度开始由民间、地方和基层自发探索形成。从官方层面看，是否采用高职教育这种模式，是类型还是层次，要不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怎样举办高等职业教育，谁来办高等职业教育等根本问题都曾存在较大争论，从重大时间节点看，40年间我国高职教育经历了20世纪近20年的摸索和探索阶段，又经历了世纪之交以来的规模发展阶段，目前，高职教育半壁江山早已是真实写照，但由于创新性研究寥寥无几，关于高职教育“为了谁”“是什么”“向何处去”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迄今没有搞清，即类型特色不鲜明、发展定位未把准。
（一）未能有效回答为什么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问题：40年以来，相对研究对“发展高职教育为了谁”这一问题做出过一些描述和表达，尤其对为什么要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为什么要推进发展、大力发展、加快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等问题已有不少政策文件和学术探讨。20世纪80年代，一些地方和基层在进行自主探索时明确强调，基于国家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城镇集体经济等需要，迫切需要一大批实用技术人才，而当时高等教育办学场地和师资等条件不足，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产生了对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探索，但初始的高等职业教育采用的是“三补一高”的方式。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职业教育需求的进一步上升，国家先后出台了“三教统筹”“三改一补”等方式，以此来扩大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规模，但条件好的中专通过升格办高职始终是作为“补充”地位，因而当时的高职教育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进入世纪之交，国家提出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并实施了高校扩招、建立独立学院及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等三大举措，国务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下放了高职院校审批设置权限。随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得到了较大发展，院校数量不断增加，学生规模不断扩大。然而，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政策层面、学术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未能对“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为了谁”这一根本性问题作出系统研究与顶层设计。
（二）未能深入研究高等职业教育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无论从宏观上还是从微观上看，这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未能深入研究高等职业教育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即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高职高专处作为教育部主管战线的业务处室虽然经历了从高教司到职成司的划转，但相当长一段时间仍以高职高专处这样的名义存在，直到现在，沿用高职高专这个称谓的机构和单位还有不少，高职教育始终在类型论与层次论之间徘徊。从应对社会层面看，虽然高等职业教育、高职院校作为教育体制内的概念似乎已形成共识，但对于其他政策部门，高职教育只能以相当于大专层次来表达。在管理体制机制、教育教学等诸多方面，均沿用了高等专科学校的模式。在管理体制上，学校职级及定岗定编等方面，都是参照高等专科学校；在教育教学上，虽然在招生专业的名称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围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对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也做过许多探索，甚至做过较大规模的诸如项目化课程、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等微观改革，但呈现的结果似乎还是专科层次、专科水准或近乎专科的要求，近几年学生专升本比例不断扩大，再一次印证了关于高等职业教育“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界定与清楚梳理。
（三）未能形成专注于高等职业教育的系统研究力量：总体而言，我国学术界针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研究力量并没有凝聚和集中。从全国范围看，国家层面没有专门的高等职业教育研究机构，部属的国家研究机构虽然涉及高职教育，但多数是从普通高等教育或中等职业教育转过来的，专门研究力量十分薄弱。作为举办高等职业教育的主体力量——高等职业学校，有些虽也设有研究机构，但其研究更多带有政策解读和校本宣传性质，真正能够客观理性、全面系统地研究高等职业教育的性质、定位、理念、模式、机理、行动、规律、方向的几乎很难找到，也就是说，以研究成果来定义、引领、规划高职教育的力量远未形成，距离打造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要求相差甚远。
二、扎实开展五类创新性研究全面引领双高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各方面工作都要有新气象。《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作为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要下一盘大棋的重要一招，如何有新的更大的作为，如何使“双高计划”取得更大的政策效应、实践成果，如何形成更大的投入产出绩效，并真正在模式探索和话语体系构建方面做出成绩，本文认为，全面引领双高建设需要扎实开展以下五类创新性研究。
（一）加强关于高职类型特色的开拓性研究：《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下文简称《方案》）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个不同的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同时，《方案》还明确指出，经过5~10年左右时间的努力，要实现三个根本转变，其中十分重要的是要实现职业教育向真正的类型特色转变，因此，必须明确什么是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色。此外，“双高计划”还明确强调，要通过建设引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形成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更需要在实施“双高计划”过程中加强研究，探索类型特色并起积极的引领作用。《方案》提出，实行1+X（即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有学者提出，要建立1+X和X+1相结合的制度，还有学者和官员提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制度是否可表述为“纵向贯通、横向融通”……，凡此种种，都是探索性的思考，我们需要从规律和实际出发，认真加强关于高职类型特色的开拓性研究，求得理论上的统一性，对此，双高学校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二）夯实关于高职多元办学的基础性研究：《方案》明确提出，经过5~10年的努力，职业教育基本完成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事实也是这样，我国特殊的地域结构和人文结构，决定了我国发展高等教育的理念和模式应有自身的特点。我国要实现全面小康，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并进而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其中十分重要的途径是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因为高等职业教育主要生源是地处县域以下及农村子女就读，少数民族地区、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贫困地区的就读比例高，他们大多是家族和家庭第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正因为这样，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便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作为中国特色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必须为优化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格局作出贡献，研究如何推动和优化高等职业教育的具体举措。例如，如何在三线及以下城市办好高等职业教育，双高学校如何为三线及以下城市做贡献，如何通过自身的辐射示范和引领作用带动国家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应加强对双高学校办学体制机制的研究，探索在集团化办学、混合所有制办学等方面形成经验并付之实践，为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多培养培训人才作出贡献。
（三）深化关于高职内涵建设的引领性研究：关于双高建设的目标任务，在“双高计划”建设文件中已明确了总体框架，即加强党的建设、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打造高水平专业群、打造高水平双师型队伍、提升校企合作水平、提升服务发展水平、提升学校治理水平、提升信息化水平、提升国际化水平，简称“一加强、四打造、五提升”，在每一项任务中，又都有具体的内容和文字表达。怎样把握这些任务的要求，每一个学校都按照自己的理解，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按照各自对问题和趋势的研判，做了回答。这其中包括许多需要研究的因子，尤其是对未来国家产业发展、技术更新及其职业教育范式的研究，都值得反复思考。
（四）促进关于高职制度标准的实践性研究：“双高计划”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要带动职业教育持续深化改革、强化内涵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此外，在建设目标中明确，“到2022年，要形成一批有效支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度和标准”“到2035年，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度、标准体系更加成熟完善，形成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模式”。这表明，“双高计划”不仅通过项目支持，使列入计划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办学水平、服务能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而且要使一批高职学校和专业群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引领职业教育现代化，同时要探索形成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政策、制度、标准、模式，形成走向世界乃至在世界舞台通行的话语体系。对此，必须也唯有通过强化研究才有可能，如果说，从不达标到达标的路径可以摸着石头过河，那么，从合格迈向良好，从良好迈向优秀，从优秀迈向卓越的过程，一定是在高职改革与发展中不断进行实践性研究，从而提高并形成最佳实践的过程。
（五）强化关于高职提质增效的应用性研究：徐国庆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经历了国家示范建设骨干院校建设的过程，又经历了创新发展行动计划的洗礼，但我国高职发展中仍然存在着课程建设难以体现水平差异、校企合作难以进一步突破、师资队伍提升难以带来质的变化等问题，这些都与研究有关，而高职本身的研究也难以产生重要的影响成果。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主客观的努力，高职院校教师开始撰写有关教研教改和高职改革发展的论文论著，一些重要期刊也开始发表关于高等职业教育的论文论著，一些比较高端的科研项目也列有高等职业教育的课题，但从所形成的结果来看，高职院校的研究成果虽然在数量上有明显提升，但质量总体不高，有重要研究贡献的成果极少，研究在高职院校内涵建设中应该处于什么位置，人们尚未获得清晰的认识。同徐国庆研究结果类似的实际情况是，我国高职院校不仅研究机构少，而且研究机构的力量很弱，学校领导班子对于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和自身研究水平确需大大提升，必须强化应用性研究，并将之有效转化为对高等职业教育上层次上水平的贡献。
三、通过创新性研究形成中国特色高职教育范式
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已经经历了40年的探索发展，目前已进入内涵建设和质量提升阶段。为促进内涵建设水平和办学质量的提升，许多高职院校都在提出并扩大一些支撑内涵建设的概念，或者对一些国外职业教育发展的概念加以改造和利用，这无疑是有意义的。但如果继续停留在引用和借鉴的层面，无疑对进一步提升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水平和质量不够，更不利于打造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职业教育，也不利于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探索和形成。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可以双高建设为契机，通过上述五类创新性研究，促进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范式的形成。
（一）中国特色高职教育话语体系构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作为思维的外衣，话语体系是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交往实践中的语言实践，是承载一个国家或民族思想状况、精神面貌和价值观念的符号化的复杂系统。高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是指在高等职业教育实践和理论发展过程中按照一定的逻辑与规划形成的一整套符号的有机话语机构整体，是指一定高等职业教育理念、内容、方法和实践的具体表征，传递着一定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要研究建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首先，必须探索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价值体系、观念特征、理论范式、实践成效，这对形成中国特色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模式，提升中国在高职教育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十分重要，也是增强文化软实力和坚定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国主要以学习借鉴为主，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食详不化、话语滞后、对照不准等情况比较明显，更何况，就教育领域，各个国家的文化特征、政治制度、学制体系不尽相同，尤其是职业教育作为一种跨界的教育，更受到每个国家经济社会结构和产业发展阶段的影响，简单的拿来主义更是难上加难。目前，我国正在举办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职业教育，正在举办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文化传统的高等职业教育，研究我国自己的话语体系更加重要，如何遵循“博采众长、融合提炼、以我为主、自成一家、中国特色”的要求抓好研究，真正做到不忘已来，彰显中国特色，吸收外来、拓宽国际视野，面向未来、把握时代脉博，真正构建起我们自己的高职教育话语体系。
（二）中国特色高职教育发展经验总结：邬大光研究认为，近年来，跟跑、并跑、领跑已成我国高等教育界一组流行的话语，跟跑是指我国高等教育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主要是模仿西方国家的脚步前行；并跑是感觉我国现在的高等教育水平与西方国家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并肩前行；领跑即表明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对未来发展充满自信，也表明未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要靠自己探索。是否也可以这样认为，跟跑是历史事实，差距尚需进一步分析，领跑既过于自信又有点盲目乐观。纵观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实际，40年间不仅在政策上举措不定，在实践中也不乏盲目参照，学习借鉴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高职的主旋律。我国对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澳大利亚乃至英国、日本、新加坡的职业教育推崇有加，直到现在，官方仍然把德国双元制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无疑也是十分有益的，但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项目的使命是要探索中国职业教育发展道路，形成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简单的依靠行政命令式的学习借鉴是否合适，应当是双高建设项目本身必须考虑的。实现这一目标的当下战略是努力探索高等职业教育的中国经验，中国经验从何着手，国务院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也在努力。2019年底，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召开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现场会上，把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经验作为中国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经验加以总结和推广，在总结形成中国经验这一意义上，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开端，需要加大总结的强度、推广的力度。与此同时，我国是地域辽阔、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尤其是大量三线城市的高等职业教育怎么发展，怎么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互动并形成良性循环，更需要在研究中探索和重视。为此，需要更大范围总结经验，尤其是研究如何以较少的投入谋求最大的绩效，真正实现“业内都认可，地方离不开，国际可交流”目标上的总体经验，同时为形成中国话语体系奠定基础。
（三）中国特色高职教育类型特征归纳：关于中国高职教育的发展，总体而言，是高教性和职教性并重，《方案》开宗明义，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个不同的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方案》指出，要把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培养大国工匠和能工巧匠的重要方式，使城乡新增劳动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这两段话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双重特性。此外，许多专家学者和高职同行也认为，高等职业教育还有地方性（区域性）的特征，也就是说，高等职业教育要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此，早在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就有明确阐述，以后在《方案》中也有进一步强调，即高职院校要培养服务区域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并为小微企业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服务，为社区教育和终身教育服务，除此之外，也确实存在着一部分为整个行业性服务的有特色的职业学校，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我国也已经初步形成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集团化办学、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等，也强调了“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性……。综上所述，是否已经构成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需要反复研究。当然，作为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必须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扎根中国大地，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体细化为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对上述问题，需要再总结、再归纳、再探索、再凝炼。
（四）中国特色高职教育制度标准拟订：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要走向世界，必须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从这种意义上说，有专家学者建议，德国有双元制、澳大利亚有TAFE，而我国可否总体为“双通”（纵向贯通、横向融通），也有人建议为“1+X”和“X+1”,这无疑是有益的，而中国高职教育要真正走向世界，一方面，会与我国整体文化实力和影响力、传播力有关；另一方面，也一定与我国的经济和产业发展水平相关。这几年伴随着我国产业与企业走出去、文化传播及人才培养的需要，我国已开始在国外办学，但如何正确处理语言、文化和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确需开展综合研究。相对而言，在国内的标准制订及传播比较容易，在国际范围则会更加困难一些，为此，需要分步立体推进。首先，要研究适合国情和发展需要的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制度标准体系，包括国家层面、省级层面或者市县层面，当然，更鼓励像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这样的学校层面，内容包括专业标准、课程标准、教师职业标准、学生毕业标准、学校设施条件标准等。其次，要重点支持走出去设立鲁班工坊、设立海外学院的学校在实践基础上因地（国度）建立相应的教育教学标准、专业标准、课程标准、教员标准、学生入学及毕业标准及学制体系，从局部慢慢走向整体。与此同时，要鼓励或明确要求列入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的56个学校，应从校本研究角度形成自身的标准并会同同行建立行业或区域乃至中国标准，为走向世界服务，对于列入中国特色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253个专业群，也应当结合专业特点进行探索和总结，逐步从学校走向全国、推向世界。
总之，我国要以双高建设为契机，通过研究凝炼，抓紧在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发展经验、类型特征、制度标准等方面出成效，这也是双高建设的使命和职责所在，为此，要创造条件为相关高职院校设立研究机构，配备专兼职研究团队，真正为探索中国特色高职教育发展模式奠定基础，为全球高职教育科学有效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以不断增强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
作者：周建松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教授，文章来源：《职业技术教育》2020年第4期